[19]把三种孝亲方式都涉及到的内心感受与外在行为放到知与行的层面上便可以发现，孝道具有孝德与孝行两方面内容，既内含着养亲与安亲安身方面的孝行，也内含着敬亲与安亲安心上体现出来的孝德。

在宏观方面，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通过市场-国家机制实现互补。公民为全体国民赋予统一的身份，提供同质的公民权。

这些思想影响了近代法律制度，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回应，在法律领域确认普遍的独立平等人格，并为各国民法所效仿。私法身份是对人进行类别化调整的制度，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身份是最重要的综合形态的生存利益，获得一定的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一定的利益份额。因为此时发生作用的身份是消费者。[xliv] [德]赖纳·汉克著：《平等的终结——为什么资本主义更需要竞争》，王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页。[lvi] 人格平等的基本内容需要通过身份差异来理解。

[xv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4页。近代以来，按照占有式个人主义的洛克式理论，个体自己决定自己，获取社会地位，并主要通过私有财产制度、契约制度以及市场制度而与他人联系起来，这些制度帮助创造财富，同时也导致合法的不平等。例如，在刑法上所获得的训练，大体可以将来运用于解决民法问题，因此无须学生重复学习。

在该法中规定：应学习的必修课包括民法、刑法、公法以及程序法的核心领域，以及法学方法论、哲学、历史和社会的基础，选修的专业领域目的在于补充学习、深化与之相关的必修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跨专业和国际性的知识。这一体制由洪堡于19世纪初在德国奠定基础并延续至今，是德国教育的骄傲。在意大利，大学的入学标准与德国类似。但是，熟悉美国法学教育的何美欢老师却特别强调课程的结构性。

其固然可以因为工作的需要而形成对某些问题的深入理解，但通常来说，这些见解是零散而不成体系的。她多年来观察到的中国法科学生，只能达到了解知识和某种程度的理解的水平，缺少对法律的其它更高层次的了解。

但是，如果改变教育思想，有一个清楚、合理的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一定可以找出一种与中国的法律实践相适应的理想的法学教育模式。具体参见法律研究所考试科目(2011年)，http://www.tai wanlaw.com.tw/files/downloads/ad-evan-201100501.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8月20日。一个负责任的学校，怎么忍心耽误他们的青春、浪费他们的才华？看到他们毕业后在执业中的幼稚、浅薄，束手无策时的惶恐，胆大妄为时的张狂，怎能不自责？还有许多法科毕业生改行从政、从商，法学教育原本应当为其他职业生涯提供有益的支撑，比如广博的知识面、认真和谨慎的作风、善于并敢于决断但又乐于妥协的能力、尊重他人的态度、清晰地思考和表达的能力等，但是，法学院做到了多少？ 上述积弊，有些是一时难以改变的，比如法制环境问题。⑤抄文本，而不知其所以然。

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具备理想状态下的法官应有的知识和解释与适用法律的能力。所以，我对法律硕士的建议是，把那些围绕法院和诉讼产生的无数概念、原理、特征的研究留给别人，你们另辟蹊径。[65]何美欢，见前注[2]，页4—16。就自学目的而言，最好的法学教育就是培养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技能基础。

这涉及大学教育的定位问题，这里无法详论。何老师认为，法学教育应当是博雅的和学术性的，学生应当理解最基础的法律知识和理论，并且在技能方面能够理解、适用、分析、归纳、评价法律理论。

其目的在于让学生从基本学习开始发展，为未来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91。

[34]苏力教授认为，法学院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55]但是，这些课程不可能在法学教育中居于主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德国的大学都具有研究生教育的特征。一个法条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方案，学生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取舍。从何老师的教学实践来看，她的普通法精要课程和商务律师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以中国IPO过程中证券律师的工作为例，无非是需要熟悉各种法规，尤其是证监会多如牛毛的各种细致规定，只要手熟(熟悉有关法规和操作过程)即可，需要动脑筋的地方不多。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地与相关文献中提及的观点进行交锋，还需要与其他学生以及教师提出的观点进行交锋。很少有教师愿意尝试更加费时费力的教学方式。

应当承认，中国的法学教师自身所受的法学教育是粗陋的，自身的知识和技能都有严重的欠缺。剩下的一个学期则用于全力准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尽管之前也一直在做准备)，其内容是民法、公法和刑法。

何老师对该方法的介绍和评论，参见何美欢，见前注[1]，页110—118。[25]拉伦茨，见前注[13]，页94—112。

而中国的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中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有关学者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解是否深入，而是多数学者自身未曾受到过好的法教义学训练，鄙视或者不耐烦于法教义学层面的理解。这些知识和能力应足以胜任法院的民事(包括商事)、刑事、行政审判的基本工作，将来经过短期学习即可胜任全部类型的审判工作。而法学教师则缺乏相关经验，基本没有能力传授相关技能。这种强调是为了避免一个误解，似乎法学教育应当以法官为师，模仿中国现实中的法官。

而且，这一阶段的基础课程多，可能同时开设两门案例练习课，学生必然不堪重负。在德国，中学被区分为不同类型，其中只有完全中学(Gymnasium)的学生有资格进入大学，其高级阶段(第11-13年级)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

专业必修课程中，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这四门课程达到54学分(含案例练习必修课15学分)，其中民法26学分，刑法11学分，行政法9学分、民诉8学分。各个法学院应当根据其规模和特色，开设选修性质的各种高级课程。

本案中停车场并非为该条构成要件之一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从事管理行为，因此不成立无因管理上请求权。但是，因为整个课程计划没有结构，每一门课都要从零开始，每一门课都变成了入门课。

甚至，在讲授课上采用案例教学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何老师的主张课种重质不重量，重本不重新，[82]笔者完全赞同，并且似乎比何老师贯彻更有力。笔者认为，艺多不压身，多学些知识当然是好的。这一教学方式对于法律思维能力训练的意义获得了公认，但是，其局限性也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质疑。

法律实务工作者通常并不直接处理一个抽象的法律问题。但是，何老师关于法学教育的基本思想，为笔者所赞同，并构成本文的重要基础。

See Juergen R. Ostertag,Legal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tructural Comparison，26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301(1993—1994)，pp.315—317.德国完全中学毕业生的程度，可能相当于美国本科二年级完成时。少量的高级课程可以设置为必修课。

[6]其原因，至少可以部分地归于法学教育。(一)基础的部门法课程的重要性 上文已经提及，因为各种因素，我国法学院中几门最基础的部门法课程的学分数太少了。